来源：贝博app体育官网下载最新下载 发布时间：2024-07-18 05:37:06
（上接A7版）水电专家、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两院院士潘家铮也在《浅谈北方地区缺水与南水北调问题》一文中指出：
“我们的老毛病就是喜欢搞新工程，开源工程，看得见的工程，而不愿去做无名英雄和清扫垃圾的事。”
即便我们有足够的魄力将这些质疑置诸脑后，即便我们能按计划将南方的水引入海河流域，就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了吗？
按规划，东线亿立方米过黄河，而中线～2005年海河流域年均水资源总量是262.68亿立方米。调水相当于将水资源总量翻了一番，海河流域可以藉此获得持续生存能力了吗？
让我们谨慎地假设海河流域的经济不再发展，用水量不再增加，已造成的广泛污染且不去治理，现有年均52.16亿吨的排污水平也不变化，只是简单地用12倍清水来稀释它，以保证环境污染不进一步恶化。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个局面是否可持续。在这个局面下，水资源的供需平衡见表十。
数据显示，仅污水稀释用量就超过了供应量。年均缺水高达491.97亿立方米，差额为供应量的92.1%。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局面会持续恶化，这个地区最终会毁于污染。
事实上，1997年至2005年，海河流域涉及的各省市区，其经济发展速度均高于全国平均速度，最低的河南，其年均速度也高达10.4%,比全国平均速度高1.2个百分点（见图十四）。除非碰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假设其经济不发展根本不现实。
一旦供水量增加，水资源制约缓解，新一轮经济势在必然。污水稀释用量不可能会产生GDP，因而绝对竞争不过经济发展用量。至于减少排污，不但不能产生利润，反而会增加成本，就更难于指望了。于是这个地区只能在追求经济稳步的增长的狂热中走向更加无法收场的局面。真实的前景，只能比表十所示更悲观。
前边的数据对比告诉我们，对海河流域而言，排污造成了最大的潜在水耗。而今几乎整个海河流域都在大步迈向“第二次重化工时代”，而重化工是典型的耗水排污行业。
2007年5月30日，《中国石化报》报道：河北省政府出台《关于2007年省属国企战略性重组工作安排意见》，明确把钢铁、煤炭、装备制造和医药化工产业作为重组重点。随着南堡油田的发现，人们欢呼“400亿元投资使一个重化工产业集群将在渤海湾形成”。河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璐指出：
“开发大油田，不单单是对石油化学工业有深远影响，因大油田大部分地处海上，它还可以带动起盐化工、精细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发大油田，影响也不仅仅在唐山，化工产业基础雄厚的沧州市乃至整个河北都将受益。”
沧州是地下水高氟区，青少年氟中毒发病率高达95％以上。沧州又是严重缺水地区，只能靠南运河引黄供水。南运河流经该市14个县、市、区及农场，流域面积一万多平方公里，占该市总面积的2／3，流域人口430万，占沧州市总人口的67．2％。
1993年，引黄试输水，沧州引水8100万立方米，却是无法饮用的污水；1994年，引黄在即，上游2000万立方米污水再次使黄河水不能饮用；1996年，沧州市投资3．8亿元建成的大浪淀水库在引黄前夕，1000多立方米污水又对黄河水质导致非常严重威胁。（《沧州人该当呼喊德州污染应早日结束》《市场报》1999年03月12日）
如果以为沧州的污染只来自外地，那就错了。2007年5月8日，《新湘报》发表《河北东光：数万群众用健康和生命为重污染企业买单》，揭露沧州华戈化学集团肆意排放工业污水，严重对环境造成污染，危及百姓生存，令人触目惊心。
山西省“十一五”期间重点推进的“八大支柱产业”是煤炭、炼焦、冶金、电力、煤化工、装备制造、材料、旅游。除旅游外，全属重化工行业。
山西拥有70%的现存宋代建筑，晋商曾谱写了中国商贸与金融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这笔历史财富足可以让山西成为人文荟萃、丰饶富庶、举世向往的地区。然而太行、吕梁残破的植被，以煤为主的产业体系，使山西在耗水、排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重化工为“支柱产业”，使人们对耗水、排污的前景无法乐观。
“在内蒙古经委与统计局联合公布的内蒙古2005年度百强工业公司名录中，以煤、电、天然气为主的能源工业和以煤、天然气、氯碱为主的化学工业等优势产业覆盖了92户，出售的收益占百强企业的97.4%，优势产业成为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90%以上。”
新华网呼和浩特2006年3月26日报道：来自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消息说，今后５年内，内蒙古将重点发展煤化工、天然气化工和盐碱化工。
只要重化工继续在海河流域这片焦渴的土地上扮演“支柱产业”的角色，只要“利润挂帅”继续压倒“可持续发展”，只要少数人能在这“产业”中获得暴利，而将环境破坏的代价扔给平民百姓，又能逃脱惩处，人们就无法指望排污能真正降下来。污染就将是水资源乃至整个这片国土的第一杀手。
如果工业造成的最大困扰是排污，那农业就直接吞噬大量水资源。1998到2005年（2000年缺数据）的全流域用水量构成见图十五：
从中国郑州市粮食批发市场获悉，河北省石家庄市农科院成功培育出节水的高产小麦新品种－－“石家庄８号”。并于近期开始在黄淮地区推广。
“石家庄8号”在试验田实现了全生育期一水不浇，仅靠自然降水亩产400公斤、灌一水亩产500公斤、大面积示范灌二水亩产500公斤的目标。
传统的生产方式，小麦要灌四水，有些甚至灌五、六、七水。按大面积示范灌二水产千斤计，新品种至少节水50%。
2006年5月12日，《河北日报》报道了“从沧州吴桥到河南濮阳，从山西运城到陕西澄城”，农民种植“石家庄8号”获益的许多成功事例（《节水麦：“一水产千斤”》）。
按理说，如此明显的优势，又有了4年的推广经历，已经推广到冀、晋、豫、陕，农业用水理应有明显的下降了。而数据告诉我们，全流域农业用水，2005年比推广“石家庄8号”前的2001年，仅减少5.1%。在集中种植小麦的河北省，这个数值仅4.28%。
是媒体报道有误，还是“石家庄8号”的推广遇到了障碍？笔者没有调查，无法判断，只是发现了两个线索：
其一，有科学技术人员告诉笔者，节水的获益者是全社会，而少灌一水的损失者是农民。哪怕少灌一水只减产10%，减产的损失也高于节省的灌溉费。况且很难让农民相信只减产10%。
其二，2005、2006两年，河北省良种补贴政策的“良种”名单上，都没有“石家庄8号”。
四千多年前，黄河流域森林茂盛、水草丰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据记载，周代时，黄土高原森林覆盖率达到53%,“林木参天，千宵蔽日，屏障西北，俨然长城”。从商代到北宋，历代都城大多建立在这片土地上。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是中华文明的腹地。
然而自秦汉到北宋，为营建宫室、修筑长城、移民屯戍，先后砍伐了关中西部的陇山、六盘山；关中南部的秦岭山脉；关中东部的太原、河东、狄道诸郡；山东邹鲁；黄河中游吕梁山、太行山和阴山。到了北宋，长安附近的岐山和洛阳附近黄河南北的山岭，都已变成光秃秃的童山。北宋定都东京开封府，附近缺乏木材，一直砍到西部秦陇地区。到北宋中期，陕北的富县、延安、绥德一带已是林木奇缺。
于是人们看到皇都沿咸阳、长安、洛阳、开封游弋。所到之处，繁华竞逐，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植被破坏、河湖干涸，整个地区越来越不适于人居。当皇都将黄土高原耗竭之后，它游弋到了海河流域，并在这里定居了586年（其间只有22年到南京、重庆暂居），再也没有回到黄河流域。
在一个由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主导的社会里，皇都既是行政中心，又是立法、司法、军事、经济、金融、交通、艺术、文化、科技中心。事实上，这个社会中，基本上没有哪个领域的中心不在皇都。于是皇都有巨大的吸引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几乎所有士人的梦想。官僚体系具有内在的膨胀动力。官僚体系强劲的“有效需求”吸引了大量为之服务的人口，并形成日益细致的分工。于是皇都的盛世辉煌与人口膨胀不可遏制。
这个辉煌人群的资源需求，在帝国之内，无可争辩地拥有最高的优先权，为此帝国可以不惜代价。大运河就是明证，当皇都在黄河流域时，大运河通到洛阳，当皇都游弋到海河流域后，大运河又通到北京。其任务都是“南粮北调”。调粮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调水，是帝国对京畿地区生态衰落的适应性反应。调一吨粮食相当于调一千吨水，当时的技术能力不足以开发深层地下水，调粮是唯一可行的方略。即便如此，皇都终究是耗竭了黄土高原。
而今，北京同样没办法摆脱急速膨胀的宿命，同样拥有巨大的力量汲取周边的资源。我们远强于古人的工程力量使北京有能力远距离调水，连区区一次运动会，都足以命令河北四大水库为北京供水，尽管河北比北京更缺水。这四个水库是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王快水库、西大洋水库，其中，黄壁庄水库和王快水库分别是石家庄市和保定市用水的主要水源地，岗南水库则是石家庄的饮用水源地，相当于北京的密云水库。据称，即使未来两年干旱，这４个水库也一定要保证向北京供应足量的水源。（《新京报》2006-8-22）。
依靠开发深层地下水，海河流域中止了“南粮北调”。从技术上看，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从战略上看，它大大加速了人类的扩张与生态环境的衰竭。历史上，皇都还只是耗竭地表水，而今的海河流域，连地下水都面临耗竭的前景。莫非我们要坐等历史重演？我们愿意正视现实还是自欺欺人？
在某省采访时，听到了一则轶闻。前不久，某报了采访一位在水利站线工作了一辈子的资深专家，在其后的报道中有“有河皆干，有水皆污”之语。结果一位层级很高的领导痛斥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说是破坏了该省的招商引资。听说还要调整那位专家的工作岗位。
笔者好奇地在搜索引擎上检索“有河皆干，有水皆污”一语，结果发现了13,900条信息。就笔者所发现的，最早出现在2001年。
2001年水，利部副部长张基尧在央视《东方时空面对面》栏目谈论南水北调工程时指出：
“从生态环境来说，这些年来整个北方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对海河流域而言，能够说是有河皆干，有水皆污。海河的所有河流都是干枯的，且污染都十分严重。”
至于2007年，《海河流域水资源质量公报（2007年第一期）》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
“海河流域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特别是平原地区，面临着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境况。”
就算没有这些公开信息，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乘火车、汽车跨过滹沱河大桥，难道这位长官有能力蒙住他们的眼睛？从GoogleEarth上可以方便地找到每一条河，任何有眼睛的人都可以由卫星照片独立作出“有河皆干”的判断，而这GoogleEarth是网络上无条件免费使用的。至于“有水皆污”，任何有鼻子的人，到水边走走就能得出结论。一个商人，如果连这点基本的投资环境调查都不做，就敢来您这里投资，您最好还是小心点，还说不定是谁蒙谁呢。
社会已经演进到无法封锁信息的年代，官员还热衷于封住自己专家的口，何其愚哉。然而，真正让笔者深思的是：各色人等的动力何在？他们到底要什么？
我们在这口号下奋斗了二十多年，论金钱，现在已经是“流动性过剩”：追逐利润的金钱与追逐商品的金钱严重失衡，找不到赢利空间的资本与缺乏支付能力的大众并存。论效率，资本使用的效率在下降，而资本聚集的效率奇高。在金钱效率的一元化领导下，利润替代公众福利成为社会生产的首要（若不是唯一）目标。我们的经济学家将这种机制供到了“公理”的神坛上；各级行政权力则忠心耿耿地为其保驾护航。“亲商”、“重商”、“招商”、“安商”、“利商”、“富商”一度泛滥于各级政府的公开文件。许多官员、党员自己就变成了“红顶商人”或者其合伙人。
“金钱”、“效率”的背后是物质欲望。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一个地方的繁荣一定以更多地方的萧索为代价；财务指标的增长一定是以生态、人文指标的衰落为代价；一个群体的志得意满一定以更大群体的潦倒困顿为代价；歌舞升平的盛世一定以生态环境的耗竭为代价。
历史反复告诉我们，每当精英集团理性而高效率地为自己的物欲而奋斗时，它一定会带来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双重崩溃。
海河流域是共和国的心脏之所在，事关国运。500多年来，近50年来，近二十多年来，这里的繁华举世注目。可谁测量计算过我们为追逐物质满足，为这繁华付出了多大的生态代价？从历史尺度看，这代价意味着什么？我们是不是还有机会挽回？如果有，该做些什么？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直面现实，是穷究底蕴，是在前人数千年集体生存经验的基础上，寻求清醒的全局认识，作出明智的战略选择。
（文中数据除标注明确出处者外，均来自1997-2005年《海河流域水资源公报》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