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贝博app体育官网下载最新下载 发布时间：2025-04-22 07:51:04
1885年，在怀俄明州的石泉镇，白人暴徒杀害了数十名他们的亚裔邻居。140年后，这起暴行的故事被逐步挖掘出来。
屠杀发生后，镇上的报纸写道：“石泉镇的唐人街曾经所在之处，如今只剩下一堆堆还冒着烟的废墟。” 照片插画由迈克·麦奎德创作；照片素材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西怀俄明社区学院的联合太平洋煤炭公司藏品库。
石泉镇（Rock Springs）坐落在怀俄明州南部，周围是空旷的砂岩峭壁和山艾树。这是一个逐渐衰落的前矿业小镇，如今成群的鹿在街道上悠闲漫步。一块有着百年历史的标牌俯瞰着市中心的铁轨，上面写着 “石泉煤的故乡”。而那些煤矿在几十年前就关闭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工人们开始用一种类似水泥的灌浆填充小镇地下如蜂巢般的隧道，以防止坍塌。不祥的裂缝——用地质学的术语来说是 “沉降” 的迹象——最近在一座位于天主教堂和一座前斯洛文尼亚社区会堂之间、面积达一英亩的公园里出现了。州政府官员得出结论，觉得应注入更多的灌浆。但在这之前，还有另一个紧迫的需求：弄清楚小镇地下还埋藏着什么。
去年7月一个寒冷的早晨，一小群人带着铲子、泥铲、刷子和其他工具聚集在公园里，开始挖掘表层土壤。在几天的时间里，他们挖掘出了一系列整齐的方块，最终挖出了一个大约一米深的洞穴。他们用桶把泥土运出来，倒在长方形的筛子上进行筛选。好奇的邻居们在一旁徘徊观望。
这个小组的负责人是劳拉·吴（Laura Ng），她是一位38岁的历史考古学家，来自爱荷华州的格林内尔学院，专门研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移民到美国的历史。她穿着考古学家的野外工作服，包括工作裤、靴子和一顶松软的遮阳帽。吴和她的同事们在寻找石泉镇中国居民留下的文物。他们的愿望之一是偶然发现一个被夷平的厕所遗迹，里面有粪便和垃圾。“那可就太神奇了，” 她告诉我，并解释说垃圾堆里充满了关于日常生活的线索。吴的团队还在寻找一层被压扁的黑色木炭——即 “燃烧层”——这将表明他们找到了小镇居民所犯下的一起暴行的遗迹。
1885年9月2日，在美国历史上最可怕的种族恐怖事件之一中，一群白人矿工在石泉镇杀害了至少28名中国居民，并烧毁了镇上的华人区。今年夏天，市政领导人计划在挖掘小组正在挖掘的那块土地上竖立一座名为 “安魂曲” 的纪念碑，以纪念这场大屠杀的140周年。当地官员已批准吴的团队在计划建造纪念碑的区域进行挖掘，以确保纪念碑的安装不会损坏任何埋藏的文化瑰宝。
吴和她的同事们以10厘米为单位做挖掘和筛选。大多数日子里，达德利·加德纳（Dudley Gardner）也会加入他们的工作，他是西怀俄明社区学院的前历史和考古学教授，或许也是世界上研究这起大屠杀的顶尖专家。他花了四十多年时间研究石泉镇的唐人街，有时还得克服当地居民对探究这段历史的抵触情绪。“镇上有些居民还记得，他们的亲戚实际上参与了对中国人的大屠杀，” 他告诉我。
经过一周的挖掘，吴和她的团队得出结论，基本上没有完整的文物可挖掘出来。1913年，在以前的唐人街旧址上建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后来被拆除了，但建筑施工扰乱了其下方的土壤。小组转移到公园的东北角，看看那个位置是否能有更多收获。几天后，考古学家保罗·霍恩比克（Paul Hoornbeek）发现了一些横梁和木材，很可能是一处中国民居的遗迹。与此同时，格林内尔学院的本科生乔治·马瑟斯（George Matthes）感觉自己就像在钓鱼时钓到了鱼一样不断有发现。“他不断地找到东西，” 吴告诉我。一枚硬币、一块上釉的粗陶器、一块骨头碎片。在大约一米深的地方，马瑟斯开始在木炭中挖掘，就好像他蹲在壁炉中间一样。他挖出了一个熔化的玻璃罐，然后是一个完整的猪下颚骨。他找到了：燃烧层。“我认识到，我正站在怀俄明州历史上最可怕的事件之一的遗迹之上，” 他告诉我。
但考古学家们的时间已经用完了。他们的资金只够进行为期两周的挖掘工作。在野外工作的最后一天，他们用铝箔包裹住那些木材以保护它们，然后铺上了园艺防水布。他们把泥土填回坑里，并在上面铺上草皮。揭开这段过去的面纱，只能等待另一天了。
暴力事件通常都有一个直接且容易确定的近因——一句侮辱、一次挑衅、一个引发不满的源头。更具挑战性的是追溯其更大的模式。“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暴力是一个棘手的话题，” 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曾写道。“它由孤立的个人、小团体或大批暴徒实施；它既针对个人，也针对人群；人们出于各种目的实施暴力（有时甚至绝对没可察觉的理性目的）…… 它源于犯罪意图和政治理想主义，源于纯粹个人间的对抗，也源于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对抗。”
最初，是淘金热带来的财富诱惑，吸引了大批中国移民来到美国海岸。他们把大洋彼岸的这片土地称为 “金山”（Gum Shan）。1850年，抵达旧金山的中国移民在一场公开仪式上受到了欢迎，但随着他们人数的增加，人们对他们的态度变得恶劣起来。很快，矿区就爆发了可怕的种族暴力事件。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裁定，中国人对白人的证词不可采信。政治家们嗅到了机会，开始呼吁驱逐中国居民。
在19世纪70年代，由于长期的经济衰退导致企业倒闭，白人劳工失业，运动加速发展。1882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后来被称为《排华法案》，禁止中国劳工进入美国。但一船又一船的中国乘客仍不断漂洋过海而来，设法绕过这项法律。美国西海岸躁动不安的白人工人、小业主，甚至是杰出的社区领袖，很快决定自己采取行动。1885年2月，在加利福尼亚州尤里卡镇，两个对立的华人帮派发生争执，一颗流弹打死了一名白人市议员。愤怒的白人居民联合起来，迫使三百多名中国人离开了小镇。这最终成为了美国历史上一段可怕时期的开端，这段时期被称为 “驱逐潮”，当时数十个社区驱逐了他们的中国居民。但驱逐行动并没有立即开始。在这期间有一段间歇期，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对中国移民的愤怒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控制。然后，在1885年9月，在石泉镇，这种愤怒爆发了。
石泉镇的故事，和美国西部的许多地方一样，始于横贯大陆的铁路建设。在此之前，后来成为怀俄明领地的这片区域一直是一个人们西进途中的中转之地，许多篷车从这里经过。但随着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铺轨工人穿越平原，一个个小镇在他们身后涌现出来。火车需要燃料，这使得煤炭开采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产业之一。1868年，在一条名为苦溪（Bitter Creek）的小溪以南两英里处，人们发现了一层极其厚实的烟煤层。这促成了石泉镇的建立。
到1875年，小镇的人口增长到了大约一千人，其中有五百名男性受雇于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他们大多是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移民。这是一份艰苦的工作。工人们两人一组在地下的 “矿房” 里劳作，这些工作区域通常有四十到六十码长。他们用镐和黑火药开采煤炭，然后由骡子把煤炭运到地面。这项工作很危险。1869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冯代尔煤矿，一场地下火灾导致一百多名工人丧生。
1875年11月，石泉镇的标准工资是每开采一蒲式耳煤炭可得四美分，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工人们每天的收入在两到四美元之间。随着冬天的临近，公司官员试图提高产量。接下来发生的具体细节存在争议。煤矿高管的说法称，员工们拒绝了提高工作效率的命令。而矿工们则坚称他们的工资被削减了，而且公司违背了降低公司商店商品的价值的承诺。11月初，矿工们举行了罢工，公司官员迅速采取行动，引进了一批新的劳动力。
11月13日早晨，天气严寒刺骨，还下着雪。罢工的矿工们惊讶地发现，美国陆军的士兵从火车车厢里下来，他们的刺刀在寒冷的空气中闪闪发光。“我的天哪！” 一名矿工说道。“这不是当兵的嘛！” 那个月晚些时候，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官员和该领地新任命的州长带着一火车的中国矿工抵达，这些矿工是由承包商贝克威思、奎因公司（Beckwith, Quinn & Company）招募来的。在士兵们的守卫下，煤矿官员让中国劳工开始工作。他们还张贴了一份将被重新雇佣的白人工人的名单——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被重新雇佣——并宣布不会再进行进一步的谈判。煤矿重新开工，有一百五十名中国矿工和五十名白人工人。公司在小镇以北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的一片长满山艾树的平地上，为新招来的中国员工搭建了简陋的住所。白人工人轻蔑地把中国人的营地称为 “香港”。
中国矿工的供应商之一A.C. 贝克威思（A. C. Beckwith）后来作证说，对这些中国矿工的到来，“没有收到过严重性质的投诉”。但他很可能并不了解煤矿里的真实的情况，或者也许他在说谎。1884年夏天，劳工骑士团（the Knights of Labor）开始组织那些心怀不满的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工人，鼓励他们罢工。劳工骑士团最初是在费城成立的一个秘密兄弟会组织，但最终成为了全国劳工运动的推动力量，也是排华的坚定支持者。劳工骑士团的大工头特伦斯·鲍德利（Terence Powderly）禁止中国劳工加入该组织。（相比之下，该组织积极招募黑人员工。）鲍德利后来试图让他的组织与石泉镇的暴力事件撇清关系，但他也将骚乱归咎于国会未能阻止中国移民。“太平洋沿岸的人们绝望地向国会请愿并要求采取一定的措施来执行法律，但中国人仍不断涌入，” 他写道。
在石泉镇，白人工人要求他们的中国同事和他们一起停工，但中国工人拒绝了。白人工人通常每天的工资比中国工人多一美元，但他们抱怨说，中国工人得到了最赚钱的工作任务，而且在煤矿停工后会首先被重新雇佣。到1885年，煤矿里大约有五百五十名中国工人，而白人工人不到三百名。怀俄明州南部的各个矿业小镇都张贴了告示，要求驱逐中国居民。“有传言说中国人将被赶出小镇，” 石泉镇的邮政局长O.C. 史密斯（O. C. Smith）后来回忆道。8月下旬，矿场老板戴夫·托马斯（Dave Thomas），中国工人亲切地称他为 “戴维·汤姆”，会见了一个熟人，这个人后来成为了骚乱的领导者之一。他警告托马斯 “会有事情发生”。8月28日，丹佛的劳工领袖约翰·L. 刘易斯（John L. Lewis）在一封信中警告贝克威思、奎因公司的官员，称石泉镇的 “中国问题” 正 “酝酿着一场风暴”。在另一封信中，他恳求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官员，“看在上帝的份上，尽你们所能避免这场灾难吧。”
9月1日晚上，19岁的白人矿工安德鲁·布加斯（Andrew Bugas）和他的表弟在家中。一个名叫桑迪·库珀（Sandy Cooper）的矿工同伴不请自来，问布加斯的表弟是否有步枪或猎枪。“我会给你一支，你明天必须用它，因为我们都要去打猎，见到中国人就开枪，” 库珀说。布加斯和他的表弟以为库珀在开玩笑，但这个人半小时后又回来了，带着一支重型步枪和两盒子弹。然后库珀催促布加斯的表弟第二天早上不要去上班，因为白人工人 “到场” 很重要。第二天，他的意思就变得很清楚了。
利奥·卡尔克旺（Leo Qarqwang）熟悉煤矿里黑暗的通道，也知道怎么使用他的镐。他是1875年来到石泉镇的中国矿工之一。（最终有一百五十多名利奥家族的成员来到了怀俄明州南部。）许多中国矿工在9月2日这天休息，以庆祝一个节日。然而，利奥在6号矿上早班。那天早上，气温在冰点左右徘徊，地面上覆盖着一层薄霜。根据利奥后来的证词，他刚开始工作不久，一群大约十四名白人矿工就拿着铁锹、镐和铲子冲进了他和他同伴的工作区域。他们质问道：“你们这些中国人在这里工作是啥意思？” 利奥表示愿意离开，他说：“我们中国人不想惹麻烦。” 但白人矿工们还是向他们发起了攻击。其中一个人用铲子猛击利奥的头部，给他留下了一道四分之一英寸深的伤口。
白人矿工后来将这场争端归咎于当天的值班领班詹姆斯·A. 埃文斯（James A. Evans）和矿井主管戴夫·布鲁克曼（Dave Brookman）。据他们的说法（与中国证人的证词相矛盾），主管们把一个矿房分配给了中国矿工，而这个矿房原本是答应给两名白人矿工以赛亚·怀特豪斯（Isaiah Whitehouse）和威廉·詹金斯（William Jenkins）的。怀特豪斯是一名45岁的英国人，最近刚当选为领地立法机构的议员，他声称前一天他慢慢的开始在这个矿房工作，但下午因为身体不适就离开了。当他回来时，发现有两名中国矿工在里面。在随后发生的混战中，在其他矿房工作的中国矿工冲进来保护他们的同胞。战斗结束时，四名中国矿工受了重伤，其中一人后来死亡。几名白人矿工也受了割伤和瘀伤。
当领班埃文斯最终赶到时，他发现那些白人袭击者正准备乘坐矿车离开矿井。他们抱怨说 “不会容忍中国人”。埃文斯试图阻止他们，但这些人还是走了出去。其中一个人喊道：“来吧，伙计们，我们不如现在就把事情解决了。”
年轻的矿工布加斯，就是前一天晚上经历了那次奇怪遭遇的那个人，那天早上他独自在自己的小屋里。十点钟的时候，他看到一群男人和男孩向那些送午餐的中国劳工投掷石块，这些劳工用扁担挑着饭菜，给矿工们送饭，他们被吓得四处逃窜。不久之后，他看到六七十名白人男子在附近集结，大多数人都拿着步枪或左。他们朝着劳工骑士团的大厅走去，一边走一边高喊：“白人，集合！”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当他们从大厅里涌出来时，有人高喊：“向中国人复仇！” 暴徒们进行了一次投票，决定将中国居民驱逐出去。一群七十五人的队伍开始向唐人街进发。当他们在铁轨旁遇到一群中国工人时，便向他们疯狂开枪。暴徒们在唐人街外停了下来，由三个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传达了一个信息：居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收拾行李离开。但仅仅半小时后，暴徒们就冲进了唐人街。
中国证人后来表示，他们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袭来。一群人穿过苦溪上的一座木板桥，另一群人从铁轨方向逼近。一个名叫罗孙吉（Lor Sun Kit）的人是第一个被枪杀的居民。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后背，他倒在地上，受了伤但还活着。暴徒们开枪击中了一名56岁的矿工利奥·戴·巴（Leo Dye Bah）的胸部，将他打死。一名38岁的男子叶阿满（Yip Ah Marn）也被枪杀。
有五六百人住在中国移民的营地里。他们四处逃窜。一名证人后来描述说，小镇东边的山上 “到处都是被追捕的中国人，黑压压一片”。利奥·卡尔克旺正在接受伤口治疗时，看到武装人员逼近。他向山上跑去。他后来把中国居民比作一群受惊的绵羊。他在山艾树间游荡了好几天，没有东西吃。最终，他找到了铁轨，搭上了一列火车，前往附近的埃文斯顿镇。许多逃亡的中国居民从苦溪陡峭的河岸上滚落下来，掉进了泥泞的水中。至少有一个人在奋力爬上对岸的河岸时被击中。后来，他的尸体被发现半浸在溪水中。另一个人，利奥·毛威克（Leo Mauwik），在逃跑时手臂中枪。他一直跑到凌晨四点左右，才到达西边大约十五英里外的邻镇格林河。
暴力在石泉镇肆虐。一名白人妇女——很可能是当地一家洗衣店的老板 “奥斯本夫人”——在一些中国男子逃跑时，用左向他们射击，打倒了其中两人。据一种说法，另一名妇女怀里抱着一个婴儿，但她还是设法打倒了一个从旁边跑过的中国男子。当她的孩子哭起来时，她先打了孩子一巴掌，然后又转身去殴打那个中国男子。
暴徒们开始放火烧房子，浓密的黑烟在这片区域上空翻滚。惊恐的居民们用毯子蒙着头冲到外面。暴徒们把尸体扔进燃烧着的建筑物里。烧焦的肉味刺鼻难闻。一阵强风很快让人们担心大火会蔓延到整个小镇，于是暴徒们暂停了对中国小屋的焚烧，但仍有四十多间小屋被烧成了平地。矿工们通常把火药储存在家里。当火焰蔓延到火药储存处时，天空会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而闪烁。
阿李（Ah Lee）是一名中国洗衣工，他把自己关在屋内。袭击者们从屋顶破入，从背后开枪击中了他的头部。一名女性暴徒抢走了他准备好要送洗的几捆衣物。阿坤（Ah Kuhn）是一名中国翻译，以在镇上穿着一件皮草大衣而闻名，他躲进了一个地窖里。当他出来时，几名白人男子开枪射击，他惊慌失措地逃跑，掉落了大约一千六百美元的黄金——相当于今天的五万多美元。他跑到了镇东边的一所房子里，一位白人居民给了他面包和水，还让他在继续赶路前休息了一下。几名中国居民找到了蒂莫西·瑟洛威牧师（Reverend Timothy Thirloway），他住在唐人街附近。他的两个女儿晚上会给中国矿工们教英语。那些逃亡的居民问是不是能够藏在牧师家里，但牧师告诉他们，离开小镇会更安全。一名被称为 “中国乔”（China Joe）的矿工，在一个大烤箱里藏了三天，然后在半夜偷偷溜了出来逃走了。
一群暴徒前往领班埃文斯的家，埃文斯是在混战发生后到达6号矿井的，他们建议他离开小镇。他当晚就离开了。接下来，这群人去了苏奇（Soo Qui）的家，苏奇是华人的头领之一，但他当时在埃文斯顿。他惊恐的妻子接待了他们。“苏，他走了，” 她说，“我要去找他。” 两天后，她穿着一件色彩鲜艳的长袍，乘火车抵达了埃文斯顿。一名报纸记者形容她是 “她那个种族中最后一个” 离开石泉镇的人，“而且很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也是最后一个踏上这片土地的人”。
晚上7点左右，戴夫·托马斯和其他人来到唐人街评估情况。他们看到了一位他们认识的年迈中国男子，痛苦地躺在地上。他们争论是否要开枪结束他的痛苦，但终究是留下他自生自灭了。当地治安官在镇上部署了副手，但很难召集到足够的人手去追捕暴徒。整个晚上，枪声不断，暴徒们再次越过小溪，去焚烧华人区剩下的建筑。大火燃烧了一整夜，小镇被笼罩在一片红色的光芒中。
第二天早上，这场暴行的全貌才清晰地体现出来。曾经的唐人街所在的那片平坦区域，已经变成了一片地狱般的景象：墙壁被烧焦，还在冒烟，破碎的陶器和其他残骸散落一地。在被烧毁的地窖里发现了尸体，他们常常挤在一起。有些人用湿布蒙着头，钻进土墙里，试图躲避烟雾和火焰。猪在啃食它们从废墟中拖出来的一具尸体。“今天，多年来第一次，石泉镇没有一个中国人了，” 镇上的报纸宣称。“石泉镇的唐人街曾经所在之处，如今只剩下一堆堆还冒着烟的废墟。”
那些在山上躲藏了一夜的幸存者，悄悄回到了小镇附近的铁轨旁。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官员们在一列货运火车上装满了食物和水，然后沿着铁轨派出这列火车去执行救援任务。一名设法到达格林河的华裔男子被一群四十人的队伍追赶，直到当地一家酒店的女性白人经理把他迎进了酒店里。“她有效地震慑住了那群暴徒，就像一整支炮兵部队所能做到的那样，” 一份报纸的报道后来这样写道。最终，几百人在埃文斯顿找到了避难所。一些人去了镇上的一家枪店，买光了店里所有的左，为可能的另一次袭击做准备。
怀俄明州州长弗朗西斯·E. 沃伦（Francis E. Warren）发了一封紧急电报，请求派遣军队来暴徒。军队官员告诉他，要向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总统提出正式申请。但总统当时在阿迪朗达克山脉，正和朋友们一起打猎钓鱼。沃伦发出请求后，官员们认为这一请求不够充分，因为他没有明确说明领地立法机构——通常被授权提出此类申请的机构——当时并未开会。战争部长也不在城里，于是他的副手与国务卿托马斯·贝亚德（Thomas Bayard）进行了商议。他们决定派遣两个连的部队前往石泉镇，并且只下达了防止联邦邮件服务中断的命令。当沃伦到达镇上时，他发现眼前的场景让人难以忍受。“烧焦的人肉味令人作呕，几乎没办法忍受，而且在铁路沿线东西方向一英里多的地方都能明显闻到，” 他后来写道。
铁路官员们担心会有更多的暴力事件发生。“当地政府完全无能为力，这座城市现在掌握在一群暴徒手中，” 一名公司官员说。随后的报告说明，白人矿工闯入了贝克威思、奎因公司的火药仓库；犹他领地联合太平洋煤矿的中国矿工们被要求在二十分钟内离开小镇；埃文斯顿的白人矿工们正在组织起来，准备驱逐那里的中国人。在格林河，白人治安维持会成员告诉中国居民，他们不再受欢迎了。煤矿作业几乎完全停止了。尽管如此，在埃文斯顿，阿赛（Ah Say）是一位文雅、身材修长、英语流利的男子，他是石泉镇华人社区的领袖，他敦促公司官员让他的同胞们重新工作。他们已失去了一切——他估计他们的损失总计约二十万美元。他们要工资。
在石泉镇，当地验尸官召集了六名居民，对发现的十五具尸体做出详细的调查。陪审员们得出结论，四名 “中国人” 死于枪伤，“具体方式陪审团并不清楚”，而其他人 “是因暴露在火灾中而死亡”，不过他们的国籍不确定，因为他们 “面容被毁，无法辨认”。猪在一个地窖里乱拱，结果又发现了五具尸体。报纸报道了其他一些可怕的故事。据一则报道称，在山上发现了一个中国三口之家——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母亲和孩子已经死亡，父亲自杀了。另一则报道称：一群六名男子在袭击发生时逃进了山里，在山艾树和肉叶刺茎藜间徘徊了好几天。由于没食物和水，他们吃自己的排泄物。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去。郊狼吃掉了他们的尸体。骚乱发生三天后，一名孤独的幸存者又悄悄回到了镇上，又饿又渴。
铁路官员们坚决要让他们的中国工人回到煤矿工作。“不要向暴徒屈服，” 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总裁告诉一名中尉。9月6日，克利夫兰总统终于从荒野中回来了。两天后，他下令士兵 “不顾一切代价” 保护中国矿工。大屠杀发生一周后，两百名士兵和六百五十名中国矿工抵达了石泉镇。一群嘲笑他们的白人矿工迎接了他们。一些死者已经被埋葬，但其他尸体仍然散落在地上，残缺不全，正在腐烂。“看到儿子为父亲哭泣，兄弟为兄弟哭泣，叔叔为侄子哭泣，朋友为朋友哭泣，这是一个悲伤而痛苦的场景，” 中国劳工们后来的一份声明中写道。新到达的人们在铁轨旁潮湿的地面上安营扎寨，他们的营火在夜色中闪烁。
恢复煤炭生产的首次尝试以惨败告终，因为一群群白人工人站在矿井入口外。“中国人很容易受到惊吓，” 联合太平洋煤炭公司的主管D.O. 克拉克（D. O. Clark）后来报告说。“只要有人对他们说点什么，他们就会跑。” 对煤矿老板们来说，情况更为复杂的是，白人雇员拒绝工作，使得煤炭很难被运出来、称重并装上火车车厢。9月19日，煤矿官员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罢工者不在周一早上报到上班，他们就会被解雇。在截止日期当天，官员们设法重新再启动了两座煤矿的生产。到月底，二百五十名中国劳工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公司开始重建唐人街。煤矿官员们安排用一群摩门教徒来取代罢工的白人工人，摩门教徒也是一个曾遭受迫害的群体。
白人居民继续骚扰中国劳工。10月下旬，一群白人男子袭击了镇西边的一座铁路建筑，把一群中国养路工人赶到了树林里。但到12月，煤矿里有近五百五十人在工作，其中只有八十五人是白人，其余的都是中国人。这次袭击的最终目的——将中国人逐出石泉镇——失败了。
从一开始，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官员们就认识到，将骚乱的头目绳之以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大多数居民都对白人矿工的不满表示同情。任何作证的人也都面临着报复的威胁。“我想我们很难让他们中的任何人受到惩罚，” 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总经理塞缪尔·卡拉韦（Samuel Callaway）在大屠杀发生三天后给他的老板们写道。到9月7日，治安官已经逮捕了二十二名男子。（他对他的囚犯很宽容，让一些人在被关进监狱前先在附近的一家酒馆停了一下。）被关押的人包括以赛亚·怀特豪斯，他参与了6号矿井最初的那场斗殴。其他人则有不一样的年龄和背景。“从人群中看，他们绝不会被挑出来认为是暴徒和杀人犯，” 一份记录这样写道。由于要等一名法官到来，初步的法庭听证会不得不推迟，但囚犯们似乎情绪不错，“对结果并没有太多的担忧”。
中国驻美国外交使团的官员们来到了石泉镇。他们只找到了十三具还能辨认的尸体；其他的遗体，其中很多只是骨头碎片，已经被包裹成小捆准备埋葬。据这些官员采访的中国证人说，至少有二十八人在骚乱中丧生。另有十五人左右受伤，其中一些人很可能会终身残疾。纽约的中国领事黄锡铨（Huang Xiquan）撰写的一份关于这场大屠杀的报告，列出了一长串死者的名单。它的作用似乎不仅是为了追究责任，也还是为了铭记历史。
- 利奥·寇·布特（Leo Kow Boot）的尸体在3号和4号矿井之间的山脚下被发现。一颗子弹从侧面穿过他的脖子，把气管切成了两半。我还查明，死者年仅24岁。他的家庭关系尚未完全弄清楚。
- 易斯言（Yii See Yen）的尸体在小溪附近被发现。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左太阳穴，头骨破裂。死者年龄为36岁。他在中国的家中还有一位母亲。
- 利奥·戴·巴的尸体在小溪附近的桥边被发现，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胸部中央，打断了胸骨。我还查明，死者56岁，家中有妻子、儿子和女儿。
黄锡铨还记录了幸存者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从二十五美元到两千多美元不等——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六万五千美元。“每一个幸存的中国人都因为这次残酷的袭击而变得身无分文，” 黄锡铨写道。“自从骚乱发生以来，他们甚至连一块破布或任何一件衣服都没办法找到来抵御寒冷。” 一名进行内部调查的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官员认定，没有证据说明存在实施这场大屠杀的正式阴谋——这是一个有争议的结论——尽管许多白人矿工确实希望驱逐中国人。不过，他称暴徒们的行为 “是蓄意且冷血的”。
10月初，一个大陪审团在格林河开会，考虑对有关人员提出起诉。二十多名白人居民被传唤到证人席上，但没有人愿意指认任何一名暴徒。关于检察官在寻找中国证人方面有多积极，现存的记录相互矛盾。怀俄明领地的联邦检察官后来报告说，当地政府曾希望旧金山的中国领事弗雷德里克·比（Frederick Bee）能安排中国证人作证，但最终没有实现。然而，比坚称没有人跟他跟进此事。“多亏了恐怖统治，他们不希望有任何起诉，” 他后来这样说。大陪审团听证会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住在华人区附近的牧师蒂莫西·瑟洛威作证说，是中国居民自己放火烧了华人区——这是一个荒谬的指控。10月7日，大陪审团发布了一份报告，宣布他们投票决定不起诉任何人，并谴责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官员在煤矿存在 “不当行为”。暴徒们当晚回到了石泉镇，几百名居民欢呼着迎接他们。
一周后，中国劳工们回到了石泉镇，很快就恢复了煤炭生产。照片来自西怀俄明社区学院的联合太平洋煤炭公司藏品库
11月下旬，中国驻华盛顿公使郑藻如（Zheng Zaoru）给国务卿托马斯·贝亚德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批评司法程序 “如同一场闹剧”。他要求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并指出中国政府在中国人引发的暴力事件中，为美国人所遭受的损失支付了七十多万美元。贝亚德在回信中没做出任何承诺，还指责郑藻如的同胞冒险前往 “文明前哨的一个社区”。为受害者争取赔偿的努力持续了数月。最终，在1887年2月24日，国会判给中国政府147,748.74美元——考虑到这场悲剧的规模，这只是一笔微不足道的款项。旧金山的中国官员被指派将这笔赔款分发给受害者。到夏末，分发过程完成，但中国官员发现有六份索赔申请被无意中重复提交了。于是，他们将480.75美元退还给了美国财政部。
这场大屠杀的中国幸存者们在联邦军队的保护下，继续为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在石泉镇工作了很多年。公司重建了华人区，建造了几十座谷仓似的宿舍。种族间的敌意仍然在这个小镇弥漫。1886年12月30日，华人区发生了一场火灾。当中国居民们奋力灭火时，一群白人居民开始向他们投掷石块，并切断了消防水带。一队士兵驱散了白人居民，使华人区免于遭受严重破坏。火灾发生后，石泉镇驻军的指挥官向上级报告说，镇上任旧存在一个 “粗野的阶层”，他们对中国人构成威胁。他说，社区领袖阿赛 “似乎很担心他们的安全”。军队官员决定不再需要在埃文斯顿驻军，但得出结论认为 “从石泉镇撤军是不行的”。阿赛一直和他的妻子以及孩子住在埃文斯顿，他的孩子都是在美国出生的，但他决定带他们回中国，也许是为了他们的安全。几个月后，他独自回到了怀俄明州。
1894年，阿赛安排运送了一条130英尺长的仪式用龙，用于社区的年度新年庆祝活动。有好几年，他都穿着西装，手持手杖，自豪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1899年1月27日早晨，他起床后洗了个澡，刮掉了胡子，穿上了一件正式的中式长袍。他召集了几位密友，包括镇长，并就谁应该接替他担任华人头领的各项职责，留下了详细的指示。那天晚上，他突然倒下，去世了。不到两个月后，军队官员突然从石泉镇撤军。这一决定让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官员们措手不及。一份报纸报道指出：“军队的存在阻止了任何针对中国人的严重活动，尽管基本上没有一天不发生一两次这样的事情：他们的辫子——传统的长辫子——被剪掉，或者他们遭到殴打。”
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官员们一直在慢慢地减少对中国劳工的依赖。“无论公众情绪多么错误，面对一种都会存在的公众情绪，你都无法成功运营一条铁路，” 公司总裁在大屠杀发生后向一位同事透露。然而，幸存者们继续为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工作，一直到六七十岁。1913年，公司拆除了石泉镇的唐人街。大多数剩下的中国矿工已经没办法再工作。许多人沦为了乞丐。1925年，企业决定承担送他们回家的费用，并为他们的 “多年忠诚服务” 提供一笔补偿。1925年11月的一个晚上，举行了一场宴会，以表彰第一批离开的人。镇上的乐队进行了表演。之后，这群人前往旧金山，登上了 “塔夫脱总统号” 轮船，前往亚洲。队伍中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老钟（Lao Chung），他在1885年的袭击中被枪击，子弹至今仍留在他的后背。
有几年时间，公司定期向这些前工人发放款项。但在1932年，公司在没有通知他们的情况下停止了发放。一名工人写道，这些人正在 “在饿死之前” 乞求帮助。1932年8月，公司最后一批 “老一代中国工人” 离开了。“他们在石泉镇的许多朋友的美好祝愿将伴随他们踏上这漫长的回家之旅，” 公司员工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文章接着想象他们 “会常常谈起石泉镇以及他们留下的朋友们”。一张照片显示，这些人穿着三件套西装，皮肤饱经风霜，表情平静。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只剩下一名中国员工，一个名叫利奥·易·利特（Leo Yee Litt）的人，他在4号矿井工作。
1943年，国会终于废除了禁止中国劳工进入美国的排华法律。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将中国这个贫穷的国家变成了美国在对日战争中的重要盟友。然而，即便在那时，每年也只有名义上的105名中国移民被允许进入美国。直到1965年，一项全面的新法律废除了严重偏袒北欧和西欧移民的配额制度，立法者才最终让中国移民与其他试图进入美国的人处于平等地位。
历史学家们努力记录中国移民所遭受的偏见和暴力，试图将这些经历纳入美国多种族民主的更广泛叙事中。19世纪后期的中国移民潮发生在美国内战之后，当时美国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崇高愿景正摇摇欲坠。“中国问题” 紧随 “黑人问题” 之后出现，与重建时期的失败、吉姆·克劳法的推行以及西部边境对原住民的征服同时发生。这些历史至今仍在影响着美国社会。尽管如此，这一个国家的中国居民所经历的暴行仍然鲜为人知。2020年，随着新冠疫情而来的反亚裔暴力事件激增，人们重新关注起这段丑恶的历史。旧金山、圣何塞、洛杉矶和丹佛的市政府官员此后都为过去对待中国移民的方式发表了正式道歉。在洛杉矶，市政领导人正计划建造一座纪念碑，以纪念1871年发生的一起屠杀华人事件，在那次事件中，18名中国男子丧生，其中15人被绞死。在尤里卡，一场为纪念当地昔日唐人街而竖立纪念碑的运动正在进行中。
1986年，在石泉镇，考古学家兼历史学家达德利·加德纳（Dudley Gardner）协助推动了一项工作，在大屠杀发生地安装了一块纪念牌匾。1990年，工人们在镇上天主教堂的停车场挖掘沟渠时，发现了一些瓶子、骨头以及昔日唐人街的其他遗迹。次年，社区学院的一个团队对该区域进行了挖掘，收集了数千件文物。但这一个项目后来停滞了，去年秋天，加德纳把几箱文物交给了劳拉·吴（Laura Ng），以便她能完成对这些文物的编目工作。2023年，石泉镇市议会批准了一笔15.4万美元的拨款用于建造纪念碑，纪念碑上将有一座7英尺高的阿赛（Ah Say）雕像。加德纳的最新项目是整理一份申请材料，希望将大屠杀遗址认定为国家历史地标。
考古的意义在于，它能让我们洞察过去人们的生活，而这些是从历史档案中无法获取的。对怀俄明州一些遗址的挖掘表明，那里的中国居民种植了各种各样的作物，如胡萝卜、醋栗、茄子和南瓜，还饲养了鸡、猪和山羊，有些人甚至养了马。除了考古工作外，吴还一直在寻找石泉镇最初中国居民的后代。去年9月的一个晚上，她在家上网时，在领英（LinkedIn）上发现了内华达州里诺市一位退休的销售和营销主管的个人资料，他叫杰弗里·易·利特（Jeffrey Yee Litt）。她询问他是否是利奥·易·利特（Leo Yee Litt）的亲属，利奥·易·利特是唯一一位继续在石泉镇工作的中国矿工。他回复说：“利奥是我的祖父。”
那天晚上以及随后的交谈中，杰弗里分享了他的家族故事梗概。他出生在纽约市，在皇后区长大。他的父亲乔治（George）来自石泉镇，但杰弗里对这个小镇知之甚少，而且只见过他的祖父一次。他对那场大屠杀也只有模糊的印象。不过，他告诉吴，他91岁的叔叔约翰·易（John Yee），也住在里诺市，可能会提供更多信息。约翰是利奥·易·利特最小的儿子。
几周后，吴飞到内华达州，在约翰的家中与他见面。约翰的护工在门口迎接了吴。约翰身体健康情况不佳，需要依靠氧气瓶维持呼吸。他的家里堆满了他收集的中国瓷器。他向吴解释说，他的父亲曾在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翻车机房工作，负责将运煤车倾卸到更大的铁路车厢以便运输。（记录显示，利奥·易·利特在大屠杀发生几年后的世纪之交就开始为该公司工作。）大约在1930年，一辆运煤车撞到了利奥·易·利特的后背，使他受伤，此后他就再也无法工作了。约翰几年后出生在石泉镇。他就读的学校就建在被拆除的唐人街旧址上，但他对这一个地区的历史一无所知。“似乎没有人真的想谈论这件事，” 他说。
约翰的三个哥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在军队服役。约翰也在军队里待了两年，之后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他在旧金山湾区定居下来，养育了两个女儿。他现在有六个孙子和四个曾孙。成年后，约翰开始对自己的祖先产生了好奇。他了解到，他祖父利奥·易·利特的父亲，一个名叫利奥·龙满（Leo Lung Man）的人，在大屠杀中幸存了下来。他徒步逃离了石泉镇，沿着铁轨一直走，直到搭上了一列火车。他最终回到了中国。1983年，约翰把他收集到的关于利奥·易·利特家族的故事打印了出来。在吴采访他之前，除了他的家人，他从未与任何人分享过这些故事。他从未想过其他人会想听这些故事。“这是亚裔美国人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吴告诉我。“他觉得没人会在意。” 在约翰打印的文稿中——现在纸张已经泛黄变脆，但仍保存在一个三环活页夹里——他写道，利奥·易·利特的后代 “不仅幸存了下来，而且尽管经历了许多磨难，依然取得了成功并出类拔萃”。他这话也可以更广泛地用来形容在美国的华人。今年夏天，吴计划回到石泉镇继续挖掘。♦
美国人乃至西方人骨子里的狠毒与贪婪从始至终没改变，唯一改变的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强壮的拳头和锋利的刀子！
一直如此，从未改变。所以移民千万别去西方的小城镇，特别是偏远地区。那里的原住民对于外来移民的恶是发自骨子里的，要比当年我们农村的吃绝户还要残忍。本地土著在包容性和良知方面要要好很多。